本文字稿整理自王浩威老师主讲公开课：“一个台湾咨询师眼中的大陆心理咨询和治疗”。

01

在台湾，很多心理治疗界特别是精神分析领域的心理工作者，几乎都有一种隐士倾向：他们扎实地做自己的学问、好好读书思考、在自己的诊疗室里跟来访者相处、被分析等，大部分都对来大陆讲课不太感兴趣。台湾的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的学习过程跟大陆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部分精神病患者被相当不人道地收容——用笼子关着、铁铐铐着。那时，精神科医生的主要工作是照顾慢性精神病病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情形才慢慢改善。我的老师和师兄们，是第一批投入这种被不人道对待的精神病患者者的救世中，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治疗改得现代化。年我进入精神科工作，那时的台湾鼓励精神科医师去开疗养院，但几年就饱和了。我们比较幸运，开始从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性疾病、躁郁症等传统精神病人（或疯子），转向一般的抑郁、焦虑等神经症病人。治疗这些病人可以更加接近人性，这并不是说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等严重的精神病没有人性，而是他们好像旅行到另外一个更遥远的地方，我们一般人不容易到达他们那个世界。而对焦虑、抑郁和强迫等神经症病人，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去共情、了解甚至改变他们。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帮助这些病患，心理治疗自然就开始了。大陆和台湾省的心理治疗开始相当不同。大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心理学开放以后，慢慢地进来几路人马，有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人，也有李中莹和钟文鑫教授来这里授课，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德班。有了中德班以后，各国专业人员开始进入大陆。没多久，大陆经济起飞了，从一个资源不足的地方变成一个富裕的市场，各国专家更有动机来大陆讲课了。年以前，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三世界——欧洲跟美国之外——找了大概10个地方作为心理卫生试验地，包括菲律宾、中国台湾、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当时菲律宾政局不稳，联合国投入的资源很快就被破坏了，并没有累积下来。后来，因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我的老师林忠义、陈珠樟等几个教授，都到以哈佛为主的地方学习。20世纪50年代的哈佛以精神分析和社区精神医学为主，他们到哈佛学习精神动力心理治疗、社区精神医学和流行病学。在这批第一代老师的影响下，台湾精神医学界有了心理治疗的基础。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发明了精神病药物，哈佛这些地方不再以动力性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为主，而是被生物或药物精神医学所取代。以台湾临床心理学祖师爷柯永河教授为首的一批老师是第一波种子，也是政策的受惠者。他们回来以后自然而然地做心理动力学的教学，将相关专业知识传递给他们的弟子，维持一种信任、共享和提拔后进的状态，这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钟文鑫教授到哈佛接受了完整的住院医师和心理治疗的训练，这是台湾心理治疗发展的高峰。但遗憾的是，钟文鑫教授回台湾不久就移民到了美国，台湾也因此断了一个传承。即便如此，心理治疗在台湾还是埋下了基础。在当时，药物精神医学是主流，大家迫切地想要帮助被手撩和脚撩拷起来的精神病患，所以心理治疗有一段时间被忽视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方面，因为认知行为治疗轻薄、短快的特点，几乎所有住院医师，以及心理系、咨商和临床心理系都以认知行为治疗为主，认知行为治疗开始被大量应用；另一方面，台湾社会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不同于大陆的街坊邻里，台湾的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是家庭，于是家庭治疗开始盛行。由此可见，精神医学或心理学以认知行为治疗为主，社工界是以家庭治疗为主。年，医院当精神科住院医师的时候，跟资深的社工师学习了家庭治疗，跟临床心理系的吴英章教授和李林英教授学习了认知行为治疗，跟陈珠樟教授和林倩教授学习了动力心理治疗。陈珠璋和林倩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到哈佛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以安娜·弗洛伊德为中心的自我心理学，也就是从弗洛伊德传承下来的经典心理学，即古典心理学。从20世纪60年代到我开始工作的80年代，期间有很多演化，导致这些知识没有被引进台湾。因此，我们这一代住院医师和心理师开始对心理治疗有了迫切的需要。随后，拉康的知识随着批判思潮被引进台湾地区，为了读拉康的文章，我自己虽然学习了一年半的法文，但是夹杂在语言学、哲学和精神分析之间，读起来还是非常吃力。而且拉康的理念离我的临床太遥远，所以没有多久我就放弃了。然后，我发现了客体关系理论。客体关系理论来自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被肯伯格等人引进美国，当时台湾的思想界流行拉康，所以知道客体关系的人非常少。于是，我们一边跟着陈珠樟教授做欧文·亚隆的动力团体治疗，一边自己慢慢摸索着学习客体关系理论。

02

老师们获得一个学习的机会，是社会集体资源的受益者，他们将知识传递给我们会认为是理所当然。那时，我每个星期都接受XXX教授的1个小时督导。他一年陪我50多个礼拜，一共督导我多个小时，我从来没想过支付他一分钱，我唯一要履行的义务，就是把我跟来访者的对话写成手稿。我有一个朋友被大陆邀请来讲课，主办单位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一个小时元（台湾教师的学费是一个小时新台币元，人民币元），再加上住宿费和飞机票就可以了。那时工作坊一共有80多人，一人一天居然收0块左右，这让他很讶异。后来主办方解释说，收费太低，大家会不知道他的重要性，怕没人来听，他哑口无言。最后，虽然主办方给他一天块的酬劳，但他仍觉得相当困惑和愤怒，决定不再去大陆讲课，因为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待价而沽的有价位的商品。心理治疗在台湾一直都没有进入一种商品化或市场化的状态，虽然参加心理治疗工作坊也要付费，但那属于一种传统的师徒关系——你愿意投入我才愿意督导。台湾的治疗师很难理解大陆心理治疗的商品化，虽然台湾的心理治疗也收费，但收费的根本目的在于真正解决来访者的问题，而不是做专业训练。台湾的专业训练成本并不高，这些年也越来越上轨道。住院医师在训练里面至少要完成小时以上的治疗；心理师通常要完成三年到三年半的硕士学习、两年的理论学习和一年的实习，在一年的实习里，必须接待很多来访者。学校也会提供扎实的督导，看着学生一边做治疗一边修正。这样一年下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比较安全的空间做个案，例如学校的辅导中心；精神科医师有更多接个案的机会，医院也提供督导。在台湾，成为治疗师或者精神科医师之后，对精神分析、团体治疗、认知行为治疗或家庭治疗的进一步训练需要付费。但并不是你付费就可以听课，还需要更多资格的考量，如果不能通过考量，就只能停在这里不能继续上升。你有没有能力解决来访者的困扰、来访者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你能否对他共情、你能不能理解来访者的需求，这些能力在心理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要。来访者觉得被理解并且也愿意理解你所描述的情况，他才愿意付出时间和金钱接受治疗，治疗才能得以展开。台湾的心理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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