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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都会人的深夜唠叨，一共三篇。在这三篇里我们会从便利店的关东煮聊到香奈儿的高级定制；从钢铁构筑的拱廊街里的一场密谋聊到比特筑起的个性化页面；从托尔金们的黯然离去讲到属于杨超越们的公共娱乐。如果有一句半句能得到您的共鸣，是我的荣幸。每次深夜航班降落在上海或伦敦的时候，大都会每一条流动的车流，每一栋深夜仍亮起的大厦所构成的夜光图景都令我无比着迷。它们勾勒出了大都会的几个基本特征：“彻底人造，持续增长，即刻可用”。大都会让我们有了更多选择，让我们活得更加舒适，让我们几乎可以24小时得到任何服务。下飞机打开手机，有上百家仍在营业的餐厅在大众点评上等着我已经急不可待的胃，如果我嫌去那里不够快的话，只要我愿意，马上就会有外卖送到我入住的宾馆，楼下24小时开着的全家或者也可以随时给我提供几串热腾腾的关东煮。在CBD深夜的全家购买到“现代化”的关东煮是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给我带来的福祉，在它的背后是极其成熟的商业模式和几千公里联动的供应链。那么我为如此美妙的现代生活支付了什么代价呢，我想应该不止支付宝里减少的那几个数字。便利店橱窗外的车流，全家开得温度过低的空调吹出的气流，甚至是关东煮热气滚滚的汤底。无一指向了同一个词“流动”，齐格蒙特·鲍曼把后现代性称为“流动的现代性”。在分秒不停的流动和变形之中，时间/空间、劳动、共同体和我自己都一起被液化后融入这股巨流之中了。是的，融入其中，这应该就是我为美好的大都会生活所付出的代价。当我希望有更多餐厅正在营业的时候，甲方也希望我可以提供多套备选方案，当我希望我的外卖快点到来的时候，商业社会也希望我可以按时按质完成工作。当代都市是如此的平等，融入其中，这就是我为之付出的代价。我选择在当代都市开启我的生活，这就是代价本身，我们接受大都会的时候，从来不只是接受大都会的一部分，而必然是接受他的全部。现在已经不早了，好在这碗关东煮还算差强人意，我想借着它谈谈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的代价。

便利店里24小时热气腾腾的关东煮，图片源自网络

公共空间还是开放空间

都有哪些东西被这条名为“现代性”的河流带走了呢？比如现在玻璃门外的广场，这个公共空间，我更愿意称它为“开放空间”，如果我们用库哈斯言辞更激烈的话来说：“垃圾空间”。广场确实是公共空间没错，古希腊的时候公民们在广场上论理，谈论要不要发起一场对亚细亚的远征；中世纪的时候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和自己在公爵家喂马的表舅一起看从北非来的吉卜赛人表演戏法。现在围绕在这个广场周围的是什么，24小时的全家，星巴克，各类“轻奢”和“生活方式”店铺。这只是一个开放空间不是吗？没有任何公共事务会在此处被谈及，也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身处在这个开放空间旁一个24小时便利店里的我也不会期望交流，因为这不会给我在体验当代都市生活上带来任何好处，只会给我和他人带来尴尬和不愉快的体验。白天这里会有很多的人，但那仅仅是人的聚合而不是整合。他们是个体和个体的叠加而不是个体和个体以及个体之间关系的总和。他们每个人像是完全看不到其他人的存在，这是大都会的奇景，在我长大的那座小镇里可是完全看不到的。心里另一个声音下意识反驳我说交流会发生啊，比如现在便利店里的店员似乎就可以与我交流。但这只是一种交互，远远称不上是交流。这个离我5米远的蓝衣服全家店员，那个离我还有米的黄衣服外卖小哥以及酒店前台那个黑衣服的接待员，他们某种程度上都被机器化了。标准服务手册就是他们的程序，上岗培训就是把这个程序用他们的大脑和躯干跑起来的过程。我们作为人的属性被前所未有地削弱了，而机器的属性，则不断被强化。我们都很喜欢机器，尤其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以至于我们都想变成机器。如果我问她的家乡是哪里，她一定会略显慌乱，因为这是她的程序里没有的东西。当然她更加的不可能问我的家乡在哪里，因为我甚至可以因此投诉她。她属于这个收银岗位而不是这个收银岗位属于她。她的眼睛是自动收款机上的摄像头，她的嘴几乎说着跟自动收款机的扬声器一样的话，就像是70米开外商场地库出入口掌管横杆的大爷，他属于出入口的横杆，而不是出入口的横杆属于他。他们还有工作也只能感谢机器，机器仍在学习，没有合适的程序，还不能大范围的替代掉他们，毕竟把程序写进机器总比把程序写进人要简单。但事情已经按部就班地发生了，大都会就是这样，永远也停不下来，不远处的便利蜂已经初步实现了不需要要收银员结账，几十米开外的肯德基从几年前开始也多了很多自动点餐机。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公共言谈和公共语境在这个全是机器和拟机器的人的环境中产生，也没有必要，不是吗？这些机器被生产出来是为了与一个又一个类似的人交互而不是为了与人群交流，也没有必要。

机器与机器学习与机器变成人的渴望

机器是被设计出来的，在诞生时就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它们都有一个输入的接口，然后高效地为我们输出结果，而我们对这种这种结果都有明确的期望。最妙的是，机器非常省事，它可能需要调试，但是非常讲道理，不会无缘无故罢工，不会要求更多的回报。实在不行，就扔了换一个——反正它们都是批量生产的。不过早在年英国诺丁汉郡的工人们就发现织袜机在取代他们了，这想法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只不过当时的他们可能想不到机器可以跑出工厂全面侵入人们的生活，而这些工人的后代还在诺丁汉大学里研究怎么更全面、更彻底地把机器推入人们的生活。我的思绪回到了落地玻璃外的广场上，招商银行的自动服务机，路口的红绿灯，街边的自动售货机以及我差点忘了还有这位身穿蓝色衣服的服务员小姐，机器和拟机器的人占据了我目光所及的这个开放空间的所有。如果年的卢德党织袜工人来到现在，一定会无比的愤怒吧。但我依旧认为这些机器的出现根本不是什么坏事，起码不是不“理性”的事情。大都会是建构在这些机器和机器秩序上的，去掉任何一个机器都“没有必要”。大都会和大都会中的人天然需要高效，需要即时，需要增长以及很重要的——需要被规训。大都会里的人仿佛都有两个很矛盾的原始冲动，他们想要通过不断细分的职业把人变得更像机器又企图通过技术让机器变得更像人。但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其背后都是对“彻底人造，持续增长，即刻可用”三者的追求。现代社会方便地给人们提供了各种变成一个机器的方法——培训，网课、培训学校、上岗培训，乃至一些无聊的学校课程。自大规模工业生产开始以后，我们就强调分工，鼓励专业性，让人自愿接受这种“编程”，成为社会中的一个每天至少运转8小时的机器，遵守着公司、社会制定的规则。这种规则十分方便，我们既不需要参与规则的制定，也不要知道规则制定的缘由，像一本指南手册——照着做就是了。大都会的人不需要什么警世恒言，他们自己就足够敏感的发现这些了，“我是个工具人”，我周围不止一个朋友都这么调侃自己。但是机器真的可以变成人吗？它们在努力学着变成人，以至于直接出现了“机器学习”这样的词语。我个人的答案可能不那么理想，机器或许永远无法变成人，“人”这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与还原论相违背的复杂系统，无法被还原，或者说能还原的那一天就是“人”的终点了。况且打心底里我并不想要让机器变成人，当我向我的天猫精灵询问今天的天气时，我顶多希望它可以用更“人性化”的语言告诉我“今天摄氏32度，有风，你今天的衣服可能太厚了哟！”哪怕它再给我推荐一些热卖的防晒霜我也不希望它会像人一样耍好几次小脾气然后彻底关掉自己。尽管从心底里我认为机器和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区别，但我还是会在会议上告诉大家：“把它伪装得更像人一些，人们喜欢跟‘人’沟通。”让大都会这台老虎机吐出更多的钱嘛，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

卢德党人破坏工厂的机器，图片源自网络

伪装成机器的人再伪装成人

为什么机器要伪装成人呢？或许是因为当人们不再满足机器的效率，进而追求个性化，有温度的体验时，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完全定制化的服务或产品成本太高了。定制化和大规模生产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大都会很聪明，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将人的部分属性再赋予已经被编程好的、机器化的人。疫情还没有封锁全球的时候我还在一座国外小城，我去了城里唯一一家表店。销售见到我后一脸的喜出望外，想必疫情造成的封城和经济问题对手表这种“奢侈品”的销售打击不小。她把我按到一张椅子里，迫不及待地开口：劳力士的专业表款都很难买到，间金的表款有现货，但是钢制的正装款式可以排队，说完她还骄傲地补充道，她是这个地区唯一一家可以排队预定的代理商，经常有人从外地专程来店内预定。她讲得吐沫星子横飞，五分钟后见我兴趣缺失，便开始关心起我的个人生活，问我是干什么的，在这里生活了多长时间，后来又说起疫情对她工作的影响。二十分钟后我走出店铺，手里拿着她塞给我的名片，完全想不起来她具体说了什么。显然这位柜姐和今天这个便利店里的收银员小姐不一样，她更加了解她卖的商品，也试图更加贴近顾客，我也不觉得这样有任何问题——包括她让我加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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